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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胡风案中人与事》(节选)

更新时间:2011-10-15 | 文章录入:admin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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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于1955年的胡风案,若以1980年中央批转“复查报告”的《通知》为截止,前后延续二十五年;若以1988年下发《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为限,则大幕之完全落下一共用去三十三年。; z2 ~3 R+ J) D4 o5 f6 X, f

何满子先生认为,胡风案“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第一件头等大事”。理由是:它开了践踏共和国宪法的先例,造成一代知识分子喑哑,迫使一些人在压力下随声附和,说假话,作伪证,败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导致发生文化灭绝的十年灾祸,对我们民族危害深而且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0 b- B, G9 {$ _- q


打个比方,假如“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文明所遭逢的一次“黄河大泛滥”,那么,胡风案便是其决堤处。如果反右运动是“文革”的预演,则胡风案又可谓反右运动的先声———“急风暴雨”沿着这条线路而来。0 g" P# I; z& U$ o
这种关系,当初人们无从预窥,若干年后,已是普遍共识。眼下,距胡风案彻底平反又过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胡风案未因“尘埃落定”而远离学者视线,反而愈益重视,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原因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愈益体会到胡风案在六十年来中国人文精神方面的深刻含义。无疑,沿此方向的追问、探究,事关重大,应该锲而不舍地掘进,以求得对历史的透彻觉识。2 v4 W J/ w4 ?3 K( P# x' a
然而,本文之作,却有意从另外的角度切入。

关于胡风案,笔者此前做过两篇文章,即《误读与被误读———透视胡风事件》和《路翎底气质》。两文合计约七万言,篇幅不可谓短小,触及的问题自感也具有重量。可是在某个层面,我对它们一直有不能释然之感。简而言之,两篇文章的角度,使我在准备写作的过程中接触的许多材料,处在无处安放、无法处理的状态。因为,预设的思考重心,是胡风案作为历史冲突之表现这类宏大主题———这无疑是值得思考以及应该继续加深思考的对象,但又确实构成了某种排斥,令案中大量活生生细节不能进入我们的讨论。


例如,在中共中央1980年6月19日批转的由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联合做出的《复查报告》中,这么写道:" M( z1 r" }/ O2 H& d) V, X


胡风案件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2人(其中共产党员32人),胡风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 }- ?1 k$ D) R6 F9 _7 _-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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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极简,实际内容只是八组数字,不知详情的人读着它大约很难有何感触,而我读着这不足百字的简述,却从脑际浮现出来曾经被上百万字讲述过的一个又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与抽象简单的数字不同,那是一张又一张交织、变幻着复杂表情的面孔,以及充斥着各种形象、氛围、景状、声响、光线和气味的场景。, H$ Y- ~$ V' i [, i


我由此突然想,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你没有为了研究胡风案阅读过很多材料,那么,那八组数字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9 g/ v. [. ]5 C2 g. r% p0 J9 w


这个问号闪出时,我不觉为之一震。显而易见,那些干枯的数字,只做出了很有限的陈述。假如有一普通读者,他在看见这些数字后,打算了解更多的情况时,他会遇到什么呢?可供他阅读的东西似乎很丰富。从成果来说,围绕胡风案,近二十年无论是专门的著作抑或散见于报刊的文章,都相当可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读者挑来选去,最后却一无所获。为什么呢?原因是这位读者没有多少文学修养,缺乏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充足的知识储备———甚至还可以设想,他素来也很少思考人文精神方面那些抽象的问题。他的目的,仅仅想知道那些数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如此而已。8 r7 , C; I J& o- U


现实中,类似这样的读者是少数吗?我们知道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中国人和这位读者一样,有自己的生计、事业和职业,对于文学知之甚少,而且一般来说,对精神思考也没有很深的兴趣和能力。如果他们愿意了解一下胡风案,多半是从生活的角度,从中寻找一些与自己切实相关的体会。


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更无法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一样做好足够的专业准备。但是我们知道,胡风案作为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事件,就深层论,没有哪个中国人可以说与之无关。对此,他们不光有了解的必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有这个权利。能够提出要求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尽管他们的表现也许只是发现无从入手之后无声地走开,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责备。我们应该从中看到,由于自己工作的缺陷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远离了他们生活中的某些重要真相。迄今,那些关注、讨论、研究胡风案的著作,几乎都致力于从精神思想层面,对这一事件进行剖析、究诘和反思。我前面说过,这当然是必要的工作,它的进展很值得我们重视与欣慰。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不足:这些工作面向的对象,连带它所产生成果的分享人,基本上处在一个“小众”或者专业的范围。越出这一范围,它的影响就微乎其微。换言之,在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胡风案认识日益深入的同时,社会一般公众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了解与感受却日益模糊和疏远。# a( I/ z7 j5 a/ v. U


是的,我们忽视了普通公众对于历史的感受,忽视他们的参与性,也可以说忽视了他们的知情权。学术上的“文人自我中心”,近些年趋于严重。在考核制度和僵化模式的双重作用下,我们对于所从事的工作,只考虑自己的知识状况,只考虑自己的视角,只考虑自己的表达方式,而失去与读者大众的换位意识,不注重思想成果的社会共享。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的进步不利。


目前的情形,某种意义上又凸显了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专业知识分子一心一意搞“提高”,他们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一直在拉大。知识者的使命不是自己获取和拥有知识,而是将知识变成社会财富。藏于密室的书,并不构成“知识”———它永远藏在那里,也就永远如此———只有进入阅读、进入更多人的阅读,然后才进入文明史。“百科全书派”的意义,不单在于它的思想,尤在于它的形式———那种打破经院传统、玄学面目的大众知识形式。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果仍以推动国家进步为己任,就不应忘记自己的工作包含为社会服务之义务。


本着以上认识,笔者写下此文。它不求完整,亦无意讨论过深的思想及理论问题。这个写作(从内容到形式),旨在进行一次有关胡风案的“普及”,以使其尽可能多地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或者说,在每个垂览本文的人自身生命体验与那段历史之间,架设一个管道。因此,所突出的主要是“形象”,令人一经寓目就再难忘却的形象。这些形象被选择进入文中,不取决于它们在胡风案中重要与否,也未考虑情节上的关联,通常,是因为它们富于瞬间的表现力。我一直认为,从冗长的过程中寻找生活的真谛既费力又渺茫,重要的是捕捉突然爆发、稍纵即逝的瞬间,那里,往往有照亮一切的东西。尤其胡风案,迁延二三十年之久而头绪纷杂,除了专门研究者,实无必要将一切尽收眼底;适合于一般人们的,大抵如充斥了各色人等的稠密的舞台,有那么几束追踪光投下,罩定若干特定人物和区域,借此来感知整个场景。# v9 N: T2 }0 E; E8 H# G8 k(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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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束追光,将罩在这样一个人身上。


他笔名化铁,原名刘德馨。这两个名字无论哪一个,人们大概都感到陌生。以笔者来说,虽然从事文学研究将近三十年,也未曾读过他的作品。当然,专门研究诗歌的人应有不同,但纵有所读恐怕也有限。他不单算不上一个重要的诗人;被捕后,提刑官一边打量阶下囚,一边翻看卷宗,难以置信他学历如此之低(初中毕业),于是脱口而出:“原来你还算不上是个文化人!”" i+ M$ _* ~# _9 M& H5 X


就是这句话,使我决定故事从化铁开始讲起。一直以来,都称胡风案是建国后最大一起“文字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整肃。对不对呢?大致上可以这么说。但另一方面,过于强调这一点,就暗中对胡风案的意义加了一道限定。好像只与知识分子有关,被触动的只是某个特定人群和阶层。如果这样,对于国人认识这段历史,会形成误导。举个相近的例子,平时在网上看见人们谈论“文化大革命”,经常会有人说,“文革”挨整的只是知识分子和既得利益者,意思是其他国民大可不必对这段历史深恶痛绝。固然,我不担心这种观点会被很多人接受,但它的确试图利用将某件事划出特定受害者的办法,来达到使大众疏离历史的目的。这是必须警惕的。无论“文革”,还是“反右”或者胡风案,其所伤害的,绝不只是一小部分中国人;归根到底,它伤害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限度,这样的限度,与每个人的生存和权利紧密相连,一旦被伤害,无人可逃,绝不因为你不是知识分子而可以超然其外。2 W: T) f( j0 a1 x


从化铁在胡风案中的遭际,可见一斑。他真正的职业,是气象技术工作。谈到跟胡风的交往,化铁使用了“非常稀少”的词汇。四十年代他写过一些诗,受到胡风的指导。不过,他没有成为“文人”的打算。事实上,在四十年代,许多青年沾上文学,原因并不在于文学本身,而在于革命。那时,文学经常是追求进步的一种手段或者一个工具(不含贬义),用文学讴歌光明,用文学鞭挞黑暗,亦因文学结朋识友、发现同道、议论时政。所以,那时的进步青年,几乎没有不“爱好”文学的。化铁的情况很典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经常感到写诗的必要,参加文学的聚会,甚至跟朋友们一起编着文学的刊物;而革命一成功,1949年以后他迅速退出了文学,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它。他自己这样说: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调到南京空军工作,从那以后就告别了上海。虽说后来听说他(指胡风)已全家迁到北京,但究竟住在哪个胡同哪个院,也还是不清楚,我们的交往本来就很平常很淡泊,毫不奇怪。有时途经北京,但也没想着前去拜访。怕是那时我的生活节奏太快,忙于气象这门业务,对文学艺术反而变得无知起来,仿佛失去了过去岁月中的那份从容。几年来,就连信也很少写的。(《逆温层下》)7 z# e1 J) V- X/ D' ^( @% c+ a8 I


胡风案一定意义上是“因信得罪”,而对化铁搜查的结果,“就是没有胡风的信”。像发现化铁学历不高一样,这也让办案人员很扫兴。" [6 `# k. H7 J8 E. G


解放以后就离开文学,不搞创作、甚至不关心文学,跟胡风几无来往……纵使如此,化铁仍然进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名单。唯一的原因,是与胡风相识。揆以常理,这岂能成为获罪根据?然而化铁偏偏就这么被抓了起来。1957年6月,他就此提出申诉,要求复查。申诉书写得很认真,也很长,足足五页。结果,“几个月的时间,一点动静没有地过去了。”这种不回答甚至不屑于回答,所透露出的信息是:抓了就是抓了,有什么好啰嗦的?事后,反倒是化铁对自己感到“惊讶”:“当时为什么送呈南空党委?看来我是认为党是可以依靠的,党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


胡风案“第一批材料”,也就是舒芜贡献出来的那些信件,1955年5月13日在《人民日报》登了出来。巧得很,第二天化铁就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参加军委空军气象处的一个会议。行前,他没有看报,旅途中无事买了一份《人民日报》,于是在火车上知道了此事。但他并没有往心里去,“匆匆翻了一遍,就撂到一边去了,后来大约用来包了烧鸡”。这种既不在意也不太关心的态度,他本人解释为当时不觉得事情很严重。但我想,主要是在心理上认为这件事与己无关。毕竟,文学和胡风,早就是过去的事了。


到得北京,初无异常。5月16日开了一天会,晚上出门散步,返回住地时,一进门气氛就有点怪,“白天与我一起开会的那位副处长,忽然哼哼哈哈起来,不敢理睬我又不得不理睬的模样”。不待化铁多想,埋伏者便从门后闪出,将他“请”至某室。在那里,化铁交出武器(一把手枪),被扯掉帽徽胸章。


此即化铁被捕之仪式,然后,他于黑暗中被带往某处,打开后,发现是一菜窖子。犯人被驱入其间,空间不足三平方米却悬着一只一百瓦灯泡,惨亮。化铁却也没心没肺,倒地即睡。不知过了多久,被人唤醒,灯仍然惨亮,出窖子才发现已是白昼。吃完饭,又回到窖内,一时难再入睡,又没有别的办法打发时间,便在斗室里做俯卧撑。如此轻微的声音,亦未逃过外面卫兵耳朵,“‘不许说话!不许动!’他圆睁双眼,怒吼。”& M0 H/ Y& f. B3 I
如今,网民遇见他们打算装聋作哑之事,以“俯卧撑”自嘲。而在化铁当日,即便做做“俯卧撑”这点自由,也是没有的。


在菜窖关了几天,化铁被押解回南京。下了火车,吉普车七弯八拐,费了好大力气到达目的地,其实却离火车站很近。此举显然是对化铁高度警惕,而用上了对付训练有素的老牌特务的办法。这新的拘禁地,总算不是地穴;一张床和一个抽水马桶占去整个面积,有“高不可攀的铁窗和深不可测的屋顶”。门上监视孔,每十五分钟打开一次,然后就有“阴森的眼珠子”往里面查看。审讯“彻夜进行”,而白天却又不许睡觉。


化铁每每想到茨威格写过一个犯人。此人于提审时从审讯官的口袋窃得一本棋谱,靠它打发漫长孤寂,沉溺其中,以自己为对手,左右互搏。被释放以后,偶有机会与世界冠军对弈,几步之内,冠军大惊失色,难以置信世上竟有此等高人。对此,茨威格说,那是因为他连自己都战胜过。) z5 D0 L, @6 n$ N3 _6 x6 Z
化铁或许会用这故事激励狱中的自己,而我想的却是,茨威格的犯人毕竟还有一本棋谱为伴。


化铁被羁押一年半之久,从1955年5月至1956年11月。先是彻夜审讯,后来整日“面壁”。出狱时,有关方面告诉他,“本来是可以杀掉的,现在以‘不予起诉’处理。”言语之间,希望他“感恩”。其实,从“可以杀掉”到“不予起诉”,是高层政治新动向所致———1956年,提出了“双百方针”,和改善知识分子政策,许多胡风分子“沾光”出狱。


化铁提出回部队,哪怕从列兵干起;答复:不行。再提出去北大荒(那时部队正动员人去那里开荒,但没人愿去);答复:不行。他被开除军籍,被抛弃了。这时,他三十岁出头。他来到了最底层。如今,总有一些明显不曾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生活的人,信誓旦旦地作证,那时没有社会底层,生活是普遍美好而幸福的。而下面化铁所述,是他的亲身经历:& z# s) s" v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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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做过拆城墙的工人;做过装卸工:在火车站为整车皮的煤炭、盐巴装卸,在江边码头上为整船的矿砂装卸;做过金笔厂的笔坯压制工,浴室里的沙发修理工,菜场里的拖菜工、板车队……等等临时工。/ H6 Y! b& }' a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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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干的,曾有一个词,叫“苦力”,不中听,但质朴和实事求是;作为词,它也许从我们眼前消失了,作为事实则没有。化铁就是一个“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