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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发答《上海文化》问:审视乡村中的传统文化根脉

更新时间:2020-09-02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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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乡村广袤的大地上,依然有深扎于泥土的中华文化之根,有传统文化的流风与新韵。作家进行乡村文化的书写,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赞歌与挽歌。在为乡村中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唱挽歌的同时,也要为其新变化、乡村新人的成长唱赞歌。二是传统与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绵长而复杂,必须运用现代理念,掌握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未来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观点,用文学作品进行深入探索,认清这个传统,表现好这个传统。三是感性与理性。可以把两者都用于写作之中,让作品呈现出复杂性,表现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感觉。

  关键词:乡村 传统文化 文学书写

 

  问:赵德发先生你好,你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农村,对乡村中的传统文化肯定有很多了解,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答:好的,我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莒南县的一个山村,那个村子较大,有两千口人,文化积淀也厚实一些。我从小就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以我身体上的一个印记为例。我是一个戴过耳坠的男人,左耳垂上至今有打洞的痕迹。为什么戴耳坠,不是为了扮酷,不是想学娘炮,是为了满足前辈的一个愿望:传宗接代。时间退回到60年前,在我的家乡会看到一些戴耳坠的男孩,他们大多是长子长孙。他们出生后第三天,由他奶奶或老奶奶亲自动手,给他在耳垂上扎眼儿,戴上耳坠。据说,这耳坠能维系主人性命,保证家族蕃衍,去香烟断绝之虞。孩子戴着它长大成人,到了洞房花烛之夜,媳妇亲手给他摘去。摘去后留给儿子,儿子留给孙子,代代相传。

  我戴的耳坠,是爷爷传给我父亲的。父亲真的戴到结婚这天,由我母亲给他摘去。第二年我出生之后,奶奶亲手将那耳坠给我戴上,我一直戴到九岁。那时这项风俗渐趋消失,戴耳坠的男孩越来越少,上学时每每有同学讥笑我,这天我忍无可忍,找个无人的地方悄悄摘下。回家后被母亲发现,她从我兜里搜出,要再给我戴上,我两手抱头坚决不肯。母亲只好收起,说留给孙子再戴。我老婆定亲后第一次到我家,就发现了我左耳垂上那个不再通透的耳眼儿。她怀孕时向母亲问起耳坠的下落,母亲说:不知放哪里了,找不到了。后来,我有了女儿,没有儿子,奶奶、母亲和我老婆一致认定,原因就在于我早早把耳坠摘下,后来弄丢了。这种男孩戴的耳坠,用银子打制,约三厘米长,圆柱形状,在靠近底端的地方还有一圈细沟。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我起先不明白,后来读了《性崇拜》一书才恍然大悟:那是男根的象征,昭示着生命延续,属于传统的生殖文化。

  我小的时候,整天浸润在乡村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譬如说,在一个冬日,我会遇到这些事情:早晨上街,可能看见街边贴着贴子:“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淘夜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天大亮。”我停住脚步,对着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念上三遍,因为我想当君子呀。这个早晨,还可能听到有鞭炮响起,那是有人结婚,我跑去看热闹,看新娘长得俊不俊,看她在一位妇女抛撒的麦麸(取谐音福之义)中踏入婆婆家门。到了晚上,小孩子要去闹房,要糖果子吃,那个热闹场面一言难尽。这个晚上,我还可能到一个老人家里,听他讲民间故事,还可能去听书。冬闲时,村里经常请来说书艺人,每天晚上说书,说三国,说岳飞,说杨家将,一说一两个月。我听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不知不觉间接受“忠孝仁义”等传统理念。我们正听着书,还可能听见村里有人哭,那是死人了。如果去看,大概会看见死者儿子哭哭啼啼,到路口为逝者的灵魂指路:“爹,你去西北明光大路,甜处安身,苦处使钱!”不只是一天,一年到头,四时八节,都有各种各样的习俗,各种各样的禁忌,有大量传统理念进入我的潜意识,决定着我的言行。

 

  问:从您戴耳坠的年代至今,60多年过去,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乡村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变化非常之大。一是流逝,二是革新。

  传统文化的流逝,方方面面,数不胜数。譬如说,过去,好多不识字的庄户人不知道“儒家”为何物,但他们知道“孔圣人”,非常尊崇他。形容有些村庄不开化,不文明,他们会说,“那是孔圣人没到过的地方”。我从小就听他们讲一些关于君子小人的话语,“天上星多月亮少,地上人多君子稀”,“宁给君子提鞋,不跟小人同财”,等等。在我家乡,过去骂人最狠是什么话?不是问候某人的老母,问候他的姐妹,而是说他“伤天理”。天理是什么,我小时候不懂,后来才知道,那是儒家讲的“三纲五常”。说你“伤天理”,是对你人格的否定,杀伤力十足。儒家理念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过去好多家族都有祠堂,也叫家庙,制订“族约”、“家训”,约束族人。族长与族老权威极重,谁家发生了难办的事情,这些老人到场,一言九鼎。这种“长老统治”,在过去是根深蒂固,农村中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靠它维持。在“长老统治”之下,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按辈分摆正自己的位置,对长辈恭恭敬敬。举一例子:我小时候偶尔“坐席”,就是参加宴会,不能乱说乱动,唯长辈马首是瞻。上了好菜,最年长的人举筷子,大家才能举筷子,他将筷子伸向哪个盘子,我们只能随着他夹那盘菜。在我心目中,一位长辈,哪怕年龄比自己小,哪怕长得歪瓜裂枣,他也是高高在上,比我尊贵。后来,“长老统治”渐渐崩塌,各个家族不再有公认的族长,即使有一些族老,也没有多少权威。一些年轻人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他们信奉权力和财富。有人公开声称,有钱就是大爷,家庭意识十分淡薄,宗法理念荡然无存。

  过去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孝”。孝行突出者,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然而这些年来,不孝敬老人的现象很多。有人孝顺,那些不孝者讥讽他“谝孝顺”,意思是炫耀自己孝顺,孝行竟然成了毛病。我们村有一位老太太,是我老婆的一个堂姑。有一年我和老婆在老家过年,去她家串门,老太太声泪俱下控诉他的几个儿子,还把半袋子黄豆提给我们看。那是她的一个儿子按约定给她的供养,竟然是特意挑出来的次品,颗粒小,多数已经坏掉,散发着霉味儿。她的另一个儿子,做法更是奇葩:他爹春天给他二百块钱,托他买化肥种地,他收下钱却不送化肥来。老头问他,他说,这钱我留下了,算是你给你孙子娶媳妇的喜钱。老头说,××(他孙子小名)还小,娶媳妇还早着呢。他儿子说,就是呀,你要是早早死了,到时候谁给他喜钱?这种“高瞻远瞩”,简直是匪夷所思。我回老家时,还听说过更让人愤慨的事情:有的老人病重,儿子或儿媳妇去庙里烧香磕头,不是祈愿老人康复,而是央求神灵快快把老人带走,别留在世上祸害儿女!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孝敬老人的还是占到大多数。过去儿女不孝,老人有饿死的,现在政府给非城镇户口的老人发补贴,每人每月一百多元,即使儿女不管,他们也不至于饿死。

  民俗的消逝也是多方面的。譬如说,麦祭。过去每年收了麦子,各家各户都要“上麦坟”。他们认为,麦子是天底下最好的粮食,他们带着一种对上苍感恩的心情,欢欢喜喜收割,收下来磨出面,做好面食,要先让父母品尝。如果父母去世,就要去“上麦坟”,将香喷喷的白面馍馍供到坟前。几年前,在我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农村妇女在城里看孙子,到了快割麦子时向儿媳妇提出,要回去一趟。儿媳妇不同意,说家里有别人收麦子,用不着你。但这女人还是要回去,这天又说这事,儿媳妇依然不许,婆媳俩吵起来。儿媳妇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回去!结果这天半夜,婆婆跳楼死了。其实,儿媳妇不明白麦收对于传统农民的意义,不知道那是一种文化。婆婆要回去,那是赴一场文化之约,儿媳妇坚决不许,她就选择了以死抗争。去年冬天我回老家,发现了一件怪事:过去到了这时,田野里都是一片片的暗绿色麦田,现在却基本上看不到了。我问三弟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种麦不赚钱,很少有人种了。我问,不种麦子种什么,三弟说,多数是等到明年春天栽地瓜,一亩地瓜顶好几亩麦子。我看着田野感叹:冬天不见地里有绿色,这可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不再种麦子,怎么搞“麦祭”?我问了问,得知这项风俗也已基本消失,有的人家还去上麦坟,馒头是从村里超市买来的,雪白的颜色,加了增白剂,做馒头的的面粉来自外地。

  传统文化的革新,也是多方面的。移风易俗,在中国乡村推进了大半个世纪,有官方主导,有民间自发;有合理之处,也有荒谬之举。

  变化最大是丧葬礼仪。旧时代的葬礼大多隆重,实行厚葬。我的曾祖父是个赌徒,将家产几乎输光,但他父亲,也就是我的高祖父死后,他将老人尸体放在家里,一天三次去土地庙“送汤”,请和尚七天做一次法事,直到七七四十九天才出殡。其实,这么做太过分了,太浪费了,大可不必。建国后,政府一再倡导厚养薄葬,这是对的。但是现在,有人把丧事办得越来越简单,近乎草率。过去死了人一般是三天出殡,之后要一次次上坟祭奠,起码要上“三日坟”“五七坟”。“五七坟”最重要,据说这天死者灵魂正式离家,所以办得相当隆重。现在有些人家,安葬死者的当天就上三日坟,上五七坟,在新坟前面一次次烧纸磕头,理由是好多亲友都在城里、在远方,回来一趟很不容易。往常到了重要节日,也要给亲人上坟,但现在好多人住在城里,回去不方便,就来了个变通办法:“遥烧”,意思是在遥远的地方给亲人烧纸祭奠,表达心意。阴历七月十五、冬至等节日的晚上,在城市的各个街口,烧纸的随处可见,城管屡禁不止。更有年轻人实行“云祭”,到网上建个亲人网页,到时候点一只蜡烛送一束花就行了。还有一些地方,近年来建设公墓,一个乡镇建两三处,不堆坟,只有一个墓坑,骨灰盒放进去,上面覆盖一块刻了死者名字的石板。墓坑杂处,其排列不按姓氏,更不讲昭穆。城市化的推进,也让家族墓地变得更远。我三姨家就是这样,前些年那里建新市区,十几个村庄被拆,土地被征用,其中包括墓地。我姨父的家族,只好到80里外的沂南县汶河边买了一块河滩,将几代人的坟墓迁了过去。土地使用期是50年,他们家族的人都很忧虑,50年之后怎么办?去年我回老家,发现村东多了一片坟墓,问了问,才知道那是临沂城郊一个村庄来买的。他们过来安葬亲人或者上坟,要跑上百里路。

  

  问:您认为,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答:有这么几条:第一介原因是观念的嬗变。近百年来,意识形态的革命所向披靡,威力十足。首先是儒家理念被批判,被摒弃,“天理”、“纲常”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其次是20世纪中期,农村人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亲不亲,阶级分”,血缘关系、家族观念被抛到一边,宗法制度不复存在。最严重的冲击,来自“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我11岁时亲眼见到,家谱被示众,旧书被焚毁,女人戴的银镯被套在驴蹄子上游街,青年结婚不择吉日,举行“革命化婚礼”,等等等等。改革开放之后不讲阶级了,但是拜金主义开始盛行,加上科学知识普及,人们头脑中没有了敬畏对象,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

  还拿丧葬文化为例。《孟子·离娄下》中有这样的话:“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意思是:父母活着时供奉他们还称不上是大事,只有他们去世后安葬他们,可以看作是人生之大事。因而,过去一些人家在父母亡后,都在治丧场合立一块大牌子,写上“当大事”三字。意思是当作大事,认真操办。几千年来,厚葬之风经久不衰。我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谁家的丧事办不好,族老或亲戚就会“挑礼”,指责一番,可是现在,错就错,简就简,好多人只说一句“怎么办怎么好”,麻木不仁。在我们那里,上坟时要扎“纸草”,请扎纸匠扎出各种各样的冥器,在坟前烧掉,让死者享用。过去就是男用马,女要牛,加上几个简单的用具。这些年来与时俱进,什么样的时尚物品也扎出来,有楼房,有豪车,有手机,有各种新兴的家电,琳琅满目。

  有些观念与规矩的改变,可谓惊世骇俗。过去男女结亲,一定要出“五服”。同一个高祖父,也就是同一个“老老爷爷”的,绝对不可以。在我们那里,同村同姓的男女也不可以结亲。但改革开放之后,同姓男女搞对象的越来越多,不管差不差辈份,不管出不出“五服”,所以就有了爷爷娶孙女、侄女嫁叔叔之类的怪事。前年我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在土地庙前举行“庙祭”,按规矩,亲戚一拨一拨到灵位前面行礼,本家晚辈跪在两边陪他们磕头。有一个年轻小伙本来跪在晚辈行列,中间却爬起身来,再到灵前以孙女婿的身份行礼,引起大家哄笑。但笑过之后,谁也不再当回事儿。我当时心情很沉重,因为不许近亲结婚是人类在经历了严重教训之后才有的禁忌,遵守了几千年之久,可是现在有人不在乎,也没人出面制止,实在让人担忧。

  变化的第二个原因:城市化的推动。在中国兴起于40年前的城市化大潮,对乡村的改变非常之大。

  第一波,是进城务工。许多人进城后接受了新的理念,学会了新的生活方式,回家后知行合一,让农村发生改变。第二波,是三产混杂。过去是城乡分离,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后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有了,且密集交叉,直接冲击了农村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我们宋家沟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分为三个村的,从30年前开始,陆续有人在村东公路边建工厂,建养殖场,搞各种服务业,规模越来越大,被人戏称“宋家沟四村”。去年,我被拉进驻宋家沟包村干部用微信建的“美丽家园—宋家沟群”,发现里面的广告非常多,或用文字,或用图片,或用视频,涉及许多行业。第三波,是村庄变社区。自古以来,散布于城镇之外的是这个村,那个庄。譬如李家村,村民就可能大多姓李,表示血缘关系的集合。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家族,有的村还是“父子村”,没有外姓。而现在,农村基层单位改成了社区。一种是因为城市扩张,村庄被吃掉;一种是扶贫搬迁,大量散居在恶劣环境中的农民集中居住;一种是合村并居,几个村子合并成一个社区,并且多是住进楼房。进了社区,变成居民,有的还是本村人住在一起,但杂居情况越来越普遍。过去住在原生村落,大家相互认识,白天扎堆,晚上串门,联系很密切。现在,有人门对门住几年,也不知道邻居姓啥名啥。第四波,是农民进城居住。前些年,一些进城务工者买房长住,后来就发展为青年男女必须在城里有新房才能结婚。在我们那里,家有男孩,如果不在城里买上楼房,休想找到媳妇。这也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相比攀比。有的即使没有工作,也要到城里住着,让父母帮他们还房贷,供给他们生活费用。

  这一波一波又一波,让村居、家族、家庭产生了巨大改变。村庄越来越少,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家族分崩离析,亲人散居四方。

  变化的第三个原因:全球化的影响。

  在我家乡,全球化带来的基督教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在许多地方,教堂随处可见,我们村就有一处,教徒频频聚会。基督徒在丧事上的处理,最能引发与不信教亲人的冲突:他们奉行“不拜偶像”之戒律,对死者不下跪。我就见过这样的场面:大群亲人戴孝磕头,有人却站在旁边无动于衷,有人不满,愤慨,当众对其斥责。因此,有的基督徒死了亲人,干脆请教会头头出面,让远远近近的“兄弟姐妹”过来,举办有基督教特色的葬礼。再就是,一些农村年轻人也开始过洋节,每到圣诞节都热闹一番,每到情人节也对所爱的人有所表示。

  国际贸易,也直接影响到家家户户的生计。莒南县是全国著名花生产地,过去大量出口。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某些国家关系的升温或趋冷,都会影响到花生价格,让他们调整种植计划,让传统的农耕文化有所改变。就连一些传统工艺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鲁面地区有柳编工艺流传,有的公司与外商签了订单,拿到图纸,就组织老百姓编。许多老人和妇女领来柳条,学会编法,在家里有空就编。编出的东西,或是家庭摆件,或是节日礼品,都体现西方人的文化色彩与审美趣味。久而久之,我的父老乡亲也觉得那些东西好看,也编一些放在家里,这就产生了文化的融合。

  变化的第四个原因:信息化的促进。

  随着网络与智能手机的普及,许多人身居乡村,却与外面的世界息息相通,与城里人同步分享各类资讯、时尚趣味乃至文化思潮。尤其是短视频的大兴其道,更让一些人如痴如醉。有一些视频有正能量,给人教益,供人娱乐;也有一些作品十分低俗,为了赚流量不讲底线。有人不只是看,也亲自制作。有的成了网红,拥有大量粉丝甚至收入。有人用它直播带货,将产品卖了出去。也有人出于对家乡的热爱,用小视频展示当地的风土人情与传统文化。我的一个姑家表妹,经常在抖音平台发小视频,让观众看她的果树,看他的庄稼,看她做农活的场面,我看后十分感动。

  有意思的是,城市化的推进,让一些家人、宗亲散居在各地,拉远了物理距离,微信却让他们拉近了心理空间。好多平时不大联系的远亲,也在微信群里相聚,大家一起回忆往昔生活,缅怀去世的老人,交流心情,议论事情,可谓其乐融融。

  近年来开启的智能时代,更是对农村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无人驾驶的农业机械;智能化灌溉;无人机喷药;智能控制的温室大棚;智能化管理的垃圾处理;物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等等,让乡村传统文化进一步受到挤压与排斥。

  

  问: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党和政府现在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你觉得应该如何去做?

  答: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产生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其中的观念、制度、风俗、禁忌等等,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久而久之,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传承。不可胜数的民间艺术,也展示着人类的智慧,美化着人们的生活。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东方文明中占有重要份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然而,人类社会从来不是静止的,时代潮流,汹涌奔腾,一方面摧枯拉朽,一方面沉金于沙。尤其是这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文化的消逝与革新不可避免。在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重视传统文化根脉,为乡村振兴注入丰富的历史积淀。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发掘。乡村是中华礼仪的发源地,传统伦理的根基,是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情感归属的重要载体,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据传孔子说过,“礼失求诸野”,在城市化的今天,好多传统文化依然在乡村中存在,或留有消逝后的余韵。要通过种种方法,包括查阅资料、田野调查等等,将我们的文化家底搞个清楚。前几年文化部门搞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就是一次抢救式的发掘,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很明显:进入21世纪,在中国民间,已经很少有人讲民间故事与谚语,歌谣也很少有人唱了。其它的传统文化遗存,近年来也在发掘,但还远远没有穷尽。

  二是保护。我们知道,在距离北极点1000多公里的挪威斯瓦尔巴特群岛上,21世纪初建起了一座国际种子库,目的是把世界各地各个种类的植物种子保存在地下仓库里,以防因全球物种迅速缩减而造成物种灭绝,现在储存的种子样本已超过100万份。在中国也建起了一座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位于昆明北郊黑龙潭,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野生植物种质库。传统文化发掘应该借鉴这个做法,先把文化基尽可能全、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2011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之后,各级政府致力于“申遗”与保护,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漏报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继续努力。

  三是弘扬。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今天都要恢复如初。就像人类遗传基因中的30亿碱基对中有致病基因、垃圾基因一样,民族文化基因中也有糟粕。我们今天应该对这些文化基因来一番提纯复壮,弘扬优质的,淘汰劣质的。现在很多人在学习儒家文化,读四书五经,甚至让小孩子背《弟子规》等等,我认为要有所警惕,不能不加甄别,全盘继承。比如孔孟文化里,就缺乏民主和自由等理念,而这些恰恰又是当今中国社会需要的。我们致力于文化复兴,应该是赓续中华文化根脉,传承优秀文化基因,同时吸收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构成新的价值体系与文化体系,为中国真正强起来提供充沛的文化活力与动力,塑造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化形象。

  就具体的民间文化而言,来一番审视,来一番“扬弃”,都是必需的。譬如说,带迷信色彩的,过度靡费的,格调不高的,危害公共安全的,都应该慎行或禁止。在日照市,前几年“婚闹”现象很普遍,有的在公共场所扒光新郎衣服,有的将其捆绑,让他爬行,学狗叫,等等。尤其是迎新车队到海边停下,必须嘻嘻哈哈闹上一场,有人闹得实在出格,竟然将新郎抛入海中,让其狼狈不堪,险些丧命。2018年,日照市开始遏制恶俗婚闹专项整治行动,收效显著。

  日照渔业发达,自古以来就有敬龙王爷、祭海等活动,但后来被禁止,几座庙宇也被拆毁。20多年前,裴家村在海边重建一座龙王庙,每年在传说中的龙王生日阴历六月十三这天举行祭拜仪式。从1995年起,这一带的渔民在政府支持下将这天定为“渔民节”,每年隆重庆祝。2006年裴家村渔民节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古历六月十三,日照市举办“渔文化节”,我受邀参加。目睹渔民祭海的盛大场面,并与几位船老大交谈,我深受触动,回家后梳理传统渔业历史,记叙船老大这个角色的历史性终结,写了一篇两万字的纪实文学《晃晃悠悠船老大》发表在《中国作家》纪实版上,获得浙江省作协等单位举行的改革开放40年国际海洋题材散文大赛二等奖。

  现在党和政府致力于乡村振兴,其中包括乡村文化的振兴。政府对文化的投入渐渐加大,建文化小镇,建文化广场,建农村书屋,建娱乐设施,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前些年的“GDP”崇拜相比,这是个巨大的进步。但在有的地方,文化建设表面上光鲜亮丽,内容却严重缺乏。一些地方官员与基层干部,好大喜功,为了获取“政绩”变着花样折腾,耗费大量资财,却往往建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设施。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从深层次的理念、知识和制度去作思考,去实践,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表象的模仿。有关方面应当警觉起来,让我们的乡村建设从内到外在健康运行、有序发展。要认识到,建设美丽乡村,这是人心所向,但乡村仅仅美丽还不够,还要有灵魂,有吸引力,有凝聚力。譬如说,有些传统文化,承载了古人崇尚自然、敬畏天地的理念,这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发扬光大。再如,土地崇拜文化也应该提倡,“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如果没有对土地的尊重,对土地的精心保养,只将其当作一种资本元素,土地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贫瘠,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现在有人呼唤“新乡绅”的出现,让乡村中存在一个在道德与文化上有影响有感召力的精英群体,作为基层政权的有益补充,这对加强乡村道德文化建设,弥补乡村政治生态中的缺失,很有益处。我希望,通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能让乡村文化该留住的留住,该光大的光大,同时注入新的时代元素,让我们的精神家园历久弥新,充满魅力与活力。

  

  问:你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表现传统文化的的内容,譬如说,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以及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经山海》,另外还有表现当代宗教文化的《双手合十》《乾道坤道》。请问,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较好的表现?

  答:你说得对,我的“农民三部曲”和《经山海》,都是农村题材,其中有大量内容表现传统文化。如《缱绻与决绝》,将主人公对土地的崇拜当作一条主线,表现传统农民与土地的缠绵缱绻、血肉联系。《经山海》中,也有许多渔业习俗描写,以及由此发生的故事。一些论者将《君子梦》《双手合十》《乾道坤道》这三部长篇小说放在一起考察,安徽文艺出版社还将它们一起出版,叫作“赵德发传统文化小说三种”,这三部小说确实是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规模书写。《人类世》这部小说,以历史地质学视角切入,思考地球现状与人类未来,其中写了一座儒、释、道三家共存的三教寺,还表现了基督文化。另外我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涉及传统文化。我认为,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书写,作家在今天依然有用武之地。在这类题材的写作中,有三组概念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赞歌与挽歌。考察众多乡土文学作品可以发现,有的大唱赞歌,歌颂田园风光,歌颂纯朴人情。有的则唱挽歌,表达对一些美好事物失去的惋惜乃至痛心。还有一些作品,则是赞歌、挽歌交响,表达一些复杂的心情。这种作品读得多了,会给人一种腻味感。“乡愁”是人类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但一首“乡愁”老是唱,就让人受不了。2013、2014两年,我经常回老家伺候生病的父母,曾萌生念头,准备写一部非虚构作品《桑梓》,写家乡,写亲情。我向一家出版社提交了计划,准备动笔时又打消了主意,因为我发现,当前中国文人的乡愁病大流行,这类书太多太多,我再写,有东施效颦之嫌。我觉得,我们不能像过去的腐儒一样,老是哀叹美景不再,人心不古,而要看到时代的发展,看到乡村新貌,在为乡村中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唱挽歌的同时,也为乡村的新变化,为乡村新人的成长唱唱赞歌。我在乡村接触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的理念与城里人没有多大差别,乡村中的一些新的文化设施与文化形态,也有浓重的时代投影。乡亲们从几千年的贫困状态渐渐摆脱出来,思想与文化观念也趋新趋变,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二是传统与现代。人类的各个民族,各有一套文化基因,它体现民族的文化积淀,彰显民族的文明印记,影响着民族的信念、习惯与价值观,甚至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绵长而复杂,如果说,生物的DNA是双螺旋结构,那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则是由多条文化线索拧成的长绳。这条长绳,优在何处,劣在何处?我们可以用文学作品进行深入探讨,认清楚这个传统,表现好这个传统。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运用现代理念,掌握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未来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观点,否则还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三是感性与理性。搞文学艺术,感性与直觉很重要,有时候,凭直觉能产生好作品。然而,感性与理性有时候是矛盾着的,难以采用是非标准。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用于写作之中,让作品呈现出复杂性。譬如,我的村子南面有东西排列的四座山,我们称作“南山”,我小时候整天“开门见山”,那些山在我的感觉中很高大,很神秘,然而2015年我再回老家,突然发现山上高耸着一些风电机,让那些山一下子变矮了。我的视觉也受到强烈冲击,感觉山上突然长出一棵棵长刺,刺破青天,刺痛我心灵。但理性告诉我,它产生的是清洁能源,代表了人类获取能源的一个方向。这种情绪挥之不去,我就写了一篇散文《南山长刺》,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我认为,表现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感觉,是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

  总之,乡村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是人类向城市化迈进的出发点。尽管城市里高楼林立,越来越接近天空,但要看到,楼高万丈总也离不开地基,在广袤的大地上,依然有深扎于泥土的中华文化之根,有传统文化的流风与新韵。我们应该回过身来,低下头去,以虔敬的心态对土地与乡村认真审视。

  刊于《上海文化》2020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