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栋】用虚构揭示更深邃的现实
刘玉栋：用虚构揭示更深邃的现实
吴永强
刘玉栋的小说，呈现出一个以个人生命历程为线索的庞大世界，孩子和成人的世界，乡村和城市的世界，温情与守望的世界，悲悯与困顿的世界……在他的小说中找到了读者自己的影子，也找到了更多形形色色的人的影子。他的小说属于这个时代，又因独特的个人气质超脱于时代。作为“后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依旧葆有一种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场而不囿于有限的边界，为小说艺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70后作家曾被称为“尴尬的一代”，步入文坛以及走向经典化的过程充满坎坷。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几年，他们身上独有的气质不断呈现，一代人终于蓬勃而出，逐渐成为文坛的核心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刘玉栋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
2017年初夏，在济南东部一家烧烤店，一边喝着啤酒，刘玉栋向我提到马尔克斯一本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隔着遥远的时空，对话在不同的作家和访问者之间进行。面前的刘玉栋老师，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略带鲁北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出一个作家对世界和自己内心的看法。
另一次，他深情回忆起在《世界文学》上初读到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歌《我下了火车》——半个小时时间，他什么也没做，手里握着书，坐在桌前静静发呆。“每次道别都是一次死亡”“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佩索阿超越时空的诗句，以文学充满神性的力量穿透在他的思绪中。
难以想象他对阅读的痴迷，读者，是他作家身份之外每天都在履行的一个“职业”，甚至更加持久。和刘玉栋聊阅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自然建立在他丰富而广博的阅读量上，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尤其是他对作品的判断力，让人惊叹。我们之间的谈话往往从一个作家跳到另一个作家，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文学流派跳到另一种文学流派，那些游走于不同地域的伟大作家，仿佛是他的兄弟，经常来到他的生活中，陪他一起思索——每晚至少三个小时的阅读，足以让他走进另一个世界，去和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
我们相识三年多，读他的作品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大学期间。在学校图书馆第一次读到短篇小说《幸福的一天》，我同样发了不短时间的呆。小说中那个凄惨的青年菜农，好像就是我或者我的父亲。一次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灵魂来到县城，吃了最丰盛的早餐，到洗浴中心经历了辉煌的服务，最终生命消逝于无形。这篇入选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中国小说排行榜”的短篇小说，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阅读震撼。
毕业后参加工作，有一天在新华书店看到长篇小说《年日如草》，熟悉的作者名字促使我买下这本书，连续读了两遍。除了文学层面的因素，小说中出现的地名我很熟悉，历山路、解放桥、泉城路，甚至我买到书的这家新华书店，就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工作的地方。每次走进书店，我都试图找到一个漂亮的袁婷婷。
从“怎么写”到“写什么”
出于对最初走上文学之路的好奇，我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刘玉栋很感兴趣。十七八岁的年纪，并非以相对正统的方式(比如读大学)来到城市，而是因父亲的工作身份而将户口迁到济南。他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文学道路的?
后来他告诉我，长篇小说《年日如草》的前两章就是以他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创作的——1989年，18岁的曹大屯来到济南，住在地质大院的集体宿舍，几个月后到东部一家化肥厂，成为年轻的产业工人。刘玉栋多次回望这个阶段的自己，一个异乡的少年，在荒凉的化肥厂独自寂寞。后来，我在他的同龄作家路内身上同样找到了工厂留下的痕迹，老牌国企最后的荣光，惨淡的机器轰鸣成为许多70后作家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在工厂，文学走进了这个敏感少年的内心，正好是先锋派由盛转衰的时候，从阅读期刊开始，他迷恋马原、莫言、余华、格非、苏童、洪峰、孙甘露……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以至于后来完全被吸引。
刘玉栋沿着曹大屯的人生道路，开启了他的90年代。
在最初的作品中，他试图探寻所居住的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核，赋予一群底层青年生存的尊严。评论家吴义勤评价那时候的他：“在鲜活的感觉与观念的激活下，坚守着一种温情式的面向民间的叙事态度。”
后来，出于对自己整体写作生涯的反思，他并不看好这一个阶段的写作，“那时候我考虑最多的是‘怎么写’，形式的、结构的、拿腔捏调的，确实让我着迷过一段时间，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是自己确实没弄明白就尝试，后来读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和略萨等人的作品，才深深地感觉到人家是把兴趣、智慧、学识和对现实的思考融入进自己的创作中的。”
这期间，他结婚生子，因为需要养家糊口，差点儿去做影视编剧，恰好济南市文联接纳了他，使他得以一直沿着文学的道路前进。
我手上有一本出版于2000年1月的小说集《锋刃与刀疤》。出版这本小说集的时候，刘玉栋29岁，小说集的编辑工作在上一年已经完成，他用一本书为上一个阶段的写作做了总结，同时也开启了下一个阶段的写作。小说集中共有18篇小说，前16篇落脚在城市，集中书写城市中的年轻人，形成一种“微凉与温和”(崔苇语)的叙事格调。这些小说全部写于1995年以后，尤其是1996年，这一年他写出了7篇小说。
然而，最后两篇却与前面的大部分篇章有着明显不同——不再关注城市，而是过去的乡村，那些带有温度的旧时岁月。这两篇小说预示着一种改变——他开始考虑为什么要写作，写作在生活中的价值等一些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即“写什么”。
他在小说集后记里解开了谜题：“今年(1999年)春节过后，我完成了三篇小说。我把其中的一个中篇寄给了《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先生。李敬泽先生很快就回了信，把好消息告诉我的同时，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于是，中篇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很快发表在1999年第7期《人民文学》，“爷爷为了能分到一块好土地，决定让孙子来抓阄，结果我抓到了五个最不好的地头子。”刻骨的儿时经历加上包产到户宏大的历史主题，使得小说一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顺利成为刘玉栋的代表作，让他在28岁时找到了“离自己内心最近的东西”。
“鲁北平原上河图”里的温情与守望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以《我们分到了土地》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今的刘玉栋会是什么样子。28岁的他，在离乡10年后一头扎进故乡，宏阔的乡村世界在他的文字里复活。
一个人究竟要走多远，才能远离自己最初生活的地方?一个人究竟要走多远，才能回到自己最初生活的地方?他多次谈到那个叫齐周雾的村子——山东省最北边的村庄，漳卫新河被树林覆盖的河堤下面，留存着他整个童年的秘密。村庄往东二十里有一座碣石山，源自于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是大平原上惟一的山，儿时的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一眼望到这座其实只有60米的山头。
“那个村子地势低，一下大雨就被包围了，号称‘小台湾’。”他曾在很多小说中提到过齐周雾、雾村、雾镇。沿着记忆的脉络，北方农村浓郁的生活气息在雾气中弥漫。这片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以及作品中的土地，其实算不上美，盐碱地很多，甚至可以用贫瘠来形容。“但就是这片土地，让我魂牵梦萦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有时候做梦还要梦到这个地方。仔细想一想，主要还是因为这片土地留给了我太多的爱、太多的快乐和梦想，当然，还有伤痛。”
人生漫长的岁月，基本上是童年的一种延续。作家苏童也把童年生活视为写作的最大秘密。刘玉栋回忆自己的童年，“10岁之前非常快乐，父亲在外工作，爷爷是大队会计，妈妈和姑姑是小学老师。”他有很多亲戚在外面的大城市，经常带好吃的东西回来，爷爷曾做过木匠，又当了30年会计，在村里德高望重。他也曾跟着帅气的父亲，去父亲的工作现场，到过章丘、莒南、东阿。和其他孩子不同，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不同的世界。
然而，10岁之后，家庭发生很大变故，他开始感受到世态炎凉，爷爷生病，姑姑出嫁，赶上包产到户，母亲回家种地，生活压力陡增。“爷爷生病是家庭的拐点，从此，贫困、拮据，以及一系列偶然的和必然的事情的发生，让处于少年阶段的我心理上变得早熟起来，很早就想到要为这个家庭担当点儿什么，中篇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是我内心情感真实的写照。”后来我们再次谈起《我们分到了土地》——现在看来，尽管有各种不足，但那种纯正的、直率的感觉已经不在了。但是，“从灵魂中迸发的一部作品，对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绝非偶然，它在童年就已经埋好了。”
那些为人称道的作品，诸如《我们分到了土地》《给马兰姑姑押车》《火色马》《幸福的一天》等一系列篇章，在鲁北平原平静的漳卫新河大堤下流动。这时期，出现在许多评论家笔下的刘玉栋，“充满了城市/乡村、留恋/批判、回乡/离乡、现代/传统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而又“没有突破道德的界限”(吴义勤语);“他借助一个小小的村庄和它的乡民生活来探究和表达他的文化态度和现代性价值取向，试图在历史与文化的经纬线上为中国的乡村人和乡村文化定位”(石万鹏语);“在这幅‘鲁北平原上河图’之间，无数的人物，无尽绵延的故事，大地上的生命旅程与家园结构，既如此与你我相似，细细端详又似迥然不同”(李一鸣语)。
当我把《我们分到了土地》和近几年创作的《回乡记》放到一起阅读的时候，发现了时间在一个作家身上留下的痕迹。相隔近20年创作的两篇小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作家不懈思考留下的印记。前者写作时更年轻，以童年视角透彻宏大的时代主题，将包产到户这一激动人心的政治事件解读出新的内涵;后者写作时已过不惑之年，却要面对现实的疏离、空洞和失语，人心的隔膜成为时代新的命题。分到了土地的村庄和多年后回不去的村庄，构成了一个作家的过去和现在，也是命运变迁在土地上的呈现。
用儿童小说打开新的世界
在刘玉栋的写作谱系中，儿童文学是一个突如其来而又恰逢其时的存在。多年的纯文学创作，他早已为儿童文学写作奠定了基础。儿童视角作为创作的一种方式，他曾驾轻就熟，也曾产生警惕。“其实那时就有一个想法，将来有机会的话，给孩子们写几本书。”
2013年春天，女儿中考前夕生了一场病。他在极度紧张过后，有了写儿童小说的冲动，下半年写了《泥孩子》——三个童年伙伴，在桃花源世界逐渐消失的乡村河边玩耍的故事。
第二年春天，他看到首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征稿的消息，顺手投了过去。后来，他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没想到2015年春天突然接到电话，说《泥孩子》获得了银葵花奖——这个由著名作家曹文轩的代表作《青铜葵花》命名的小说奖，在国内有着不错的影响。
《泥孩子》出版后，又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很多朋友发现了他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独特优势，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几家出版社相继前来约稿。2016年3月，《我的名字叫丫头》出版，影响更大，进入“中国好书”月榜，获得2016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他又用半年时间完成了目前最满意的《白雾》，并于2016年12月出版。
儿童小说的写作，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梳理了过去童年视角小说的创作情况。
“那一年的深秋，妈妈带着我，从城市回到一个叫白雾的村庄。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完美而又清晰的开头，《白雾》集中展现了刘玉栋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在此，我们自然跟随作家又回到了他的齐周雾村。雾既是童年记忆的化身，又是独特文学表达的呈现，如同他所说：“雾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朦朦胧胧，代表记忆的不确定性。”
谈到创作儿童文学的理念，刘玉栋说：“首先，要回到初心，有一颗童心;其次，要有一颗爱心，要有对儿童世界的感受能力;还有，要有一颗诗心，不管写悲伤、离别，还是写欢乐、喜悦，都要有诗意，情感故事里渗透着诗意，这样才能让孩子感受到美的存在。”
他说：“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读者是儿童，当然，如果能写出让成年读者也喜爱的作品，那就更好了，比如怀特的童话，不论《夏洛的网》还是《吹小号的天鹅》，哪个年龄段的读者读后，都会为之动容。这些小说不仅有爱心和童心，还有对儿童心灵潜移默化的滋润、对想象力的挖掘和生命意识的启发。”
一代人年日如草
长篇小说《年日如草》为刘玉栋赢得了颇多赞誉，被称为“70后作家的突破性写作”。我最初因其对所居住的这座城市细致入微的描写而喜爱不已，并将其视作自己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对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书写。
因写作本文，我再次重读这部小说，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年日如草》记录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记录了一个城市的成长。腼腆的少年最终成长为世故的市民，过去的城市不见了，经历了拆迁、非典、暴雨的城市，脱胎换骨，温情淡去，一座冷峻的现代都市丛林取代了过去温润的泉水。不过，20万字出头的小说，并非宏大叙事，在深入人物灵魂深处上也并未下太多功夫，它更像是时代的记录，而非超越时代的命运之书。故乡、城市、奶奶、母亲、父亲、曹大屯、袁婷婷、师母，每个人以日常中我们偶尔能够遇到的符号而存在。当然，小说的一定局限并未掩盖其光芒，其中诸多闪光点至今依旧闪耀着文学的光芒，曹大屯，无疑是当代文学领域最受关注的70后文学形象之一。
2004年，他有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想写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如何在城市生活和扎根的故事。是一部直面城市化进程的小说，也是一部写‘变’的小说，写城市之变、人心之变、价值观之变，写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个人普遍经历的挣扎。”从最初的构思到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前后经历5年时间。一开始小说不叫《年日如草》，叫《跳舞草》，“写了两次，每次都写到三四万字，写不下去了，把人物写死了，只好都推翻了。”刘玉栋说，“后来读《圣经·诗篇》，读到几句诗，一下子就激动起来，好多东西激活了。”
这几句诗后来印在小说的开篇：“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狂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沿着《年日如草》的脉络，这几年，刘玉栋还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比如《风中芦苇》《回乡记》《南山一夜》《锅巴》等，连续三年被《小说选刊》转载，持续产生影响。消弭了城乡概念，聚焦于当代人心灵的孤独，“南山一夜”仿佛颠覆版的“南柯一梦”，进退失据的一代人依旧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等待灵魂的诏安。
即使是多少年前的作品，也一直在被人提及，比如《给马兰姑姑押车》，去年还入选了两个选本，今年又被刚创刊的《十月少年文学》选载。这种不断持续的影响，支撑着一个作家继续探索人生的意义和无意义。
刘玉栋当下的小说写作，承继于过去的那些心灵线索，沿着《年日如草》的轨迹不断向前。即使在冰冷的寒夜中，你仍能看到当初那些温暖的情绪依旧在流动。未改初心，一如既往，这是作为小说家的刘玉栋让人敬仰的地方。
写作的孤独与原典意识
70后作家曾被称为“尴尬的一代”，步入文坛以及走向经典化的过程充满坎坷。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几年，他们身上独有的气质不断呈现，一代人终于蓬勃而出，逐渐成为文坛的核心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刘玉栋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
在经验写作与陌生化写作的问题面前，他很直接地对我说：“我的创作不是构思一个完全陌生的故事，更多还是沿着个人生活经验来写，不是技巧性写作，而是生活化写作。”将个人情感转化为普遍情感，这是一个作家基本的素质。
我很赞同他的一句话：“真正的现实是现实背面的现实，是现实深处的现实。文学更能去逼近这种真实，尤其是小说，它可以在虚构中使得现实更为清晰，正如略萨所说的‘谎言中的真实’，它往往更有力量，这种力量也更加持久。”是的，文学的基本内涵即在于此，也可以说，虚构的真实比现实的真实更有穿透力。
这些年，对他来说，文学一开始是热带园林，后来是一片沙漠，“你不敢停顿，你得向前跋涉，因为你心里充满信念。”
刘玉栋说：“就跟人肯定要死亡一样，写作最终要归于孤独。只不过，是从一种迷茫的孤独变成了一种坚定的孤独。”这种“坚定的孤独”，会成为一种永恒。书写，不断为这个世界描摹或深刻或平和的图像，在写作的过程中，许多人和事都成为过往，而文字依旧作为信念而存在。
然而，悲观如影随形。我问他，你觉得你实现了自己最初的目标了吗?
他说，“对自己的创作我从来没有满意过，直到现在，我几乎没有过成功的感觉，始终被一种失败感缠绕着，可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坏事情。文学不是现世报，而是更久远的东西。”不断攀向新的高峰，是一个作家命里的定数，如同他在十几年前“走入内心”，把文学作为自己心灵的依靠，用心去写作，去感受心灵深处最微妙最深切的颤动。后来，他又从内心走出来，用一颗充满弹性的心去感受现实和历史。
他多次谈到文学创作的“原典意识”：“我是指一部作品的原创性。经典不经典要留给时间去检验的。而没有高超的原创性又何谈经典?一个作家一定要有原创意识，就像福克纳创作《我弥留之际》时一样，要时刻准备捕捉那瞬间产生的灵感和激情。即便是你倾其一生都没能捕捉到，也应该有这个意识。”
从高超的原创到经典化，刘玉栋的写作，呈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文字的敬畏和不断追索。那些冷峻中带有温情的文字，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某种隐喻。而他新的写作已经开始，那些绵密的文字，会再次筑造一座精神地理的“齐周雾村”。(发表在2017年6月26日《联合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