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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顺:杨奇“矿区小说”浅论

更新时间:2021-02-04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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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边界的文明原乡——杨奇“矿区小说”浅论

王万顺

  好的故事总是给有心的小说家时刻准备着,不管它们在过去或未来多么久远,在城市或乡村的哪个角落,或者其他什么时空异域。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故事,这个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故事组成的。跟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相比,故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小说家的幸事。因此,我们不能由于某种矿业及其局部的兴衰,或者以前有过许多类似题材小说,这个领域似乎被翻遍了,而存在再也无所作为的偏见。近来,青年作家杨奇创作的“矿区小说”就反证了这一点。像是一次逆行或跳转,他开始对传统工矿业领域的某些生活地带进行二次开采和重新审视,不仅是对既有表现题材创作的赓续与革新,还有意藉此探查、寻绎现代与过去之间的一些文明断层,或者断片,向渐行渐远游离当代历史现场的人们揭示今天的现实生活之所由来,并从中发现与时代同步的新元素。尽管目前只是发现了冰山一角,它所折射出来的人文地理镜像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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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篇小说《等春来》《梨花又开放》等是杨奇就此试笔的几个代表作品。就一般的小说艺术性而言,它们非常圆满地讲述了各自要讲述的感人故事,成功塑造了各自要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并且充分表现出各自要表现的主题意蕴。说着容易,做起来实难。有时候这项工作要交给心明眼亮的读者,或者评论家。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陌生化的叙事手法,展现出我们熟悉以及曾经熟悉的时代背景,通过描写人物坎坷曲折的情感经历,达到揭露复杂人性的深度。

  从内容来看,《等春来》讲的是一个叫叶迎春的矿区女子大半生的故事,主要叙写了她早期不幸的婚恋遭遇,刻画了这位在相对封闭的地方环境以及奔腾激荡的时代洪流中,极富个性,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试图掌握个人命运的当代女性。她不是一个空扎的虚构人物,其性格的养成,命运的轨迹,皆有迹可循。小说对她的家庭出身做过介绍:父亲死于矿难,母亲改嫁,从小吃百家饭长大,不爱学习,十分叛逆。成年后的她相貌美丽,性情泼辣,是一个“母夜叉”,但她有自己的主见,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她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导致了她情感上的挫折。令人痛心的是,她遇人不淑,对垃圾人石三进行改造的愿望没能实现,遭到报复,不堪其扰,后来金奎因刺死石三而被判极刑,她只好离开矿区,流落到社会上自谋生路。

  曾经,像叶迎春这样的风骚人物,也算得上是一位奇女子,在社会上不乏其人。她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亲戚,或者生活在渐渐消逝的传闻当中。她像那些日后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的暴发户一样典型,是时代的产物。作者将她发掘出来,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增加了一个特例。她上学不多,但头脑活络,有经商天赋,无师自通,从经营录像厅、服装店,到后来开糕点房,协助金奎打理金皇宫,都表现出了过人的干事创业和卓越的领导管理才能。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她无所畏惧,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但心地善良,公平正义,以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行为处事的标准。比如她先后对录像厅和金皇宫的午夜场进行裁撤改革,坚持不放“毛片”,还缩减令人沉湎其中的游戏厅,拓展其他健康消费业务,是一个三观很正、合法经营、勇于创新的人。她怀有菩萨心肠,小说中的“我”给女同学童瑶赊羽绒服,她了解情况后免费相送。“我”与童瑶自小青梅竹马,童瑶也遭受了与她几乎同样的家庭变故,男女情感和童年经历使她感同身受,是让她产生同情心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说,叶迎春的人性是好的,与风言风语的外界评价截然相反。

  杨奇的这两个小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充满着世俗眼光与人性辉光之间的较量。这是一种叙述图式。利用这种图式,小说的架构自然就立起来了,矛盾冲突随时待命,故事在酝酿,何愁人物形象不丰满,人性不复杂?当然,小说人物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叶迎春),甚至是生命(何平)。但他们向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以及人性之恶发出了挑战,在拒绝迎合和主动进击中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尊严。作者的这种叙事方式比较高明,能够让故事情节通过显、隐双线并进,互相补充,制造多种预期。叙述者“我”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这种图式的有效可行。“我”是一个刚刚走出童年的少年,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得不到完全认可,他在小说中是倾听者、见证者、当事人,他的判断耐人寻味。这跟莫言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莫言很少在小说中下结论,有意回避确定性。

  叶迎春的意义就在于,不管结果如何,她都敢于将大胆的想法付诸行动,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作为一个具有经济头脑、改革思想的底层人物,虽然不是先知先觉,却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大潮下影响所及的风吹草动。她还是照见人心的一面镜子。尽管人心难测,世事难料,多少年以后,走出矿区、闯外归来的叶迎春仍然还是那个开朗、能干、善良的叶迎春。甚至仍然孑然一身,信守着对金奎的承诺。她身上的这些品质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安定与进步的动力因素。因此她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民间底层人物,也不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改革家,虽然她的人生看起来是失败的,她是我们今天社会上的某种真实。另一篇小说中的何平,他的痴情不改,他的牺牲精神,也可以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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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奇的小说注重环境氛围描写。写小说到底写什么?有人说是写故事,有人说是写人物,有人说是写语言。当然,也有人说是写氛围,或者其他什么。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写好小说的法门,它们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在笔者看来,写氛围是比较高级的境界。写氛围是为了表达主题,氛围其实是主题浓缩之前的原始状态。作者写的是发生在煤矿区的故事,不论是叶迎春的命运遭际,还是何平与童淑娴的情感悲剧,无不笼罩在没落凋敝的背景和苍凉悲怆的氛围当中。它们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底色,是人性枷锁的预设。

  从《等春来》《梨花又开放》等小说题目来看,作者应该善于进行诗意的渲染铺写。对于前者的题目,它是一个开头,更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它所指涉的人物名字,或者叶迎春,或者“我”的父亲丁春来,令人不解的是,两者没有多大实质性关系,可能是一种旧日情感的潜在联系。如叶迎春最后说的,作为矿区的老人,对那里“这辈子都忘不下”。最确切的题解是小说故事的时间设定,重要情节都发生在迎接第一场雪的冬天里。叶迎春与石三的突然结合,叶迎春接受金奎的邀请进驻金皇宫,“我”给童瑶赊羽绒服以及两人的离别,人生命运或者事情的转机,都在冬天。何况,矿区往往给人冰冷的寒冬的感觉。叶迎春还模仿雪莱发出了“冬天一定会过去,春天一定会到来”的宣言。这是她对别人的祝福,对自己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对矿区未来的希冀。尽管小说写了一幕幕的惨剧,写到了人们对欲望的追逐,但也着重发掘出了人性中的闪光点,特别是叶迎春,因此在颓败荒凉的基调中充满着脉脉的温情,在令人绝望的土壤中萌生着希望。后一部小说更能体现作者的唯美追求。在朝阳矿区,煤矿北面有一座凤凰山,山上长满了梨树,梨树林下面则是矿区的公墓。可以想象一下,梨花开放的季节是多么的美丽浪漫,然而煤矿上每年都死人。小说就是以童淑娴的丈夫辛建军的死开头,以与童淑娴彼此爱慕的何平的死结尾。中间则是试图冲破流言蜚语的童淑娴与何平之间的凄美爱情。那首《梨花又开放》的歌曲,何平的口琴吹奏,还有丧礼上“送面饼”的歌谣,冬天的白雪,春天的梨花,极视听之娱的音乐、画面、事物,在生生死死中构成了一道哀婉凄绝的人间风景,如梦似幻。

  矿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它属于城市,还是属于乡土?或许在很多方面,它是两者的结合部。它确实创造过辉煌的工业文明,创造过城市,也改造过乡村。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它,但又拒绝着它。它没有被遗忘,但是显得如此暧昧,与人们既接近又疏离。“没有城市,何来乡土?”这个熟悉的惯用句式同样出自王德威之口。但没有消弭两者之间的对应或者对立关系,而是造成了新的两分。也许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在,需要加以正视。熟悉农业地区采矿业的劳伦斯尤其擅长在这个区域施展才华。论者称之为边界,它不仅是地理的,更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是一个多重矛盾交集混杂的地带。这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欧洲是无比巨大的又被上层经济社会故意忽视的景观。

  杨奇关注的是一个处于城市与乡土之间的边缘地带,也是一个含混不清的不好界定的边界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持续繁荣,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以及自身的发展趋势,资源型产业经历了众所周知的兴衰变化,或者所谓阵痛。从此之后,这里既没有都市风情,也没有田园风光,或者两者非常奇怪地兼而有之。一些没落的矿区,总是笼罩着荒芜的气氛。它表现在景物上,也在人物身上镜显,其精神状态与生活境况,与繁华的都市相去甚远。它难免也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但已经不是劳伦斯笔下两种身份地位悬殊的阶级之争、新旧文化代表之争,而是在中国特殊的发展转型期内,人们对狭隘的地方主义、传统守旧文化习俗和蔓延的物质主义的反抗。作为生命个体的叶迎春,尽管家庭不幸,身份卑微,但她不甘平凡,与命运抗争,追求独立自主,无疑是一个新时代女性。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之际,叶迎春既能顺应大势,又能坚守道德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真可谓是一股清流。要知道,在另一部小说中,矿区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童淑娴为生活所迫,还是加入了非法扒煤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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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奇的小说有着浓郁的怀旧情绪。《等春来》开头说:“女儿三岁这年,我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逛老街巷。”他们一定是在寻找什么,而不仅仅是欣赏凭吊。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新开的糕点房里的老板娘叶迎春,随之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过去与现在到底隔着什么?今天我们的文化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从哪里来的,中间经历了什么?作者通过矿区故事,通过叶迎春,告诉了我们部分答案。

  一个好故事当然是必需的。作者不是为了猎奇而虚构故事,而是符合剧情需要展开叙说。生死最能牵动人心。小说家杀人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各有各的招数和绝技。他们也清楚,小说家不是法官,判人死刑也要慎重。两篇小说都笼罩着矿难的阴影,这是历史与现实中的悲剧,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是沉重背景的主要构成。在《等春来》中,石三的作恶,金奎刺死石三,是必然与偶然的结果,与现实生活相比,并不极端与突兀。这些情节是为了刻画叶迎春而设计的,虽然凶残,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但不如她在金皇宫背后开服装店时显出来的魅力或者力量。作为姊妹篇的《梨花又开放》,还是那个老矿区,人物基本上还是那些人物,但更加给人跌宕起伏的感觉。童淑娴与何平的感情关系及走向,贯穿始终,即使没有感天动地的行为活动,仍然牵引着人们的窥知欲望。为了童淑娴,何平可以说是牺牲了一切,高考机会,号称矿区第一美的未婚妻,金钱,名誉,以及性命。最后何平因救人而淹死,阻断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也给这段痛苦的爱情以最大渲染。但比起十数年的相思之苦,低头不见抬头见,几近绝望的煎熬,还是差了很多力道。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正是小说见功力的地方,它更加真实,有助于凸显鲜活的人物个性。所以,笔者从一开始就没有简单地把它们当作爱情故事。

  对叙事技法的讲求,前面已经有所论及,尤其是在对付常见题材的时候,会成为决定性因素。我们能够看出作者的匠心。小说浑然朴素,但也采用了倒叙、插叙等方式,讲述了主要人物的经历。故事时间只有三四十年,但在我们的记忆里,却是时空倒转,似乎永远处于隔膜状态了。尽管事实上它不是。就像我们对农村的保守印象。这也是一种风格感觉。小说紧紧抓住了枢纽性的关键人物,很少旁逸斜出,使得故事完整紧凑,富有节奏,主题更加突出鲜明。小说的切入点、人物把握、叙事进程、社会表现力以及带有地方文化色彩的语言的运用,都是值得称道的。

  其实,矿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太好写,搞不好跟现在的乡土小说一样,让人产生看法。因为它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被大力书写,甚至有些过度了。尽管这不是全部的事实。对于小说表现的领域和题材,各个时期都有侧重变化,关注点有所差异。蒋子龙的工业题材小说,或者张炜涉及矿区的《九月寓言》及其他大部头的小说,他人不好再行复制。趋时之作永远是主流。莫言已经跳出了这种局限。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再老套都被认为有新意。这是另一个话题。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有着强烈的当下意识,绝不会做缩头乌龟。这也就保证了作品的当代性,甚至所谓的现代性特征,以及成为大作品的可能。继往开来,杨奇这一代年轻作家的现实感还是很强的。他写矿区,写并不遥远的过去,也都有着明确的当下指向,有着清晰的思想蓝图。这也是矿区题材小说能够取得突破的路径之一。再进一步,就是对矿区的认识是否有了深入或者有所改观,小说若能够体现这一点,也是一种探讨研究。

  杨奇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小说家无须担心没有好故事。矿藏或有尽时,故事生生不息。矿区可以写,农村也可以写。它们越是边缘,越是可写。我们认为的贫矿、废矿、尾矿,完全可以变换新思路,采用新技术,掘进新深度,试探新矿物,进行重新开发,使之成为富矿。何况,还有许多矿产裸露在表面,有许多遗失的和正在发生的故事俯拾即是。做一个捡故事的人也是幸福的。最好是像前两次工业革命交接时期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笔下所描写的“拾荒者”,在碎片化时代去探寻未被规约的事物价值及其意义。

  杨奇的矿区小说是一种原乡式的返回,是一种追记,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探索发现。他不徐不疾、张弛有度、含情脉脉、笔触温婉而又感人至深的书写,带给我们一种古代陶罐发掘出土的时空倒逼与历史想象漫卷的感觉。尽管小说中唱起了哀歌,但这不是那个时代的挽歌与绝唱,它是连接今昔、穿越时空的有力的回响。

  作者简介:

  王万顺,文学博士,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莫言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