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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 相信文学青年一代

更新时间:2012-03-31 | 文章录入:zyb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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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天津日报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11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100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阿拉伯及越南等十几种语言出版,在国内外文坛具有广泛影响,多次获得国际、国内文学大奖。

  印象:面向苍生背对文坛

  2011年,高粱红透了的时节,作家莫言终于以长篇小说《蛙》摘取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此前,他曾两度与这项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擦肩而过。

  看过获奖作品简介,我就被他那独特的“取材”所诱惑,跑到书店,买了《蛙》,又对着那奇特的结构惊叹:书信体+话剧剧本,颠覆了小说惯常的结构。只有想象力疯狂,如天马行空的莫言,才能做得来!

  依然是在高密东北乡厚重的土地上,依然是莫言敏感、洒脱、张狂的文字,依然是大开大合、跌宕起伏、敢爱敢恨、魔幻浪漫的现实主义风格。唯一的不同:“姑姑”的形象非常陌生,却又有几分熟悉。“这一个”的人物力量,震撼着我的灵魂……

  这几年,相对平静的文坛,其实是有大事发生的。怀揣使命感的作家,有勇气涉足重大而敏感的题材。如贾平凹的《古炉》写了“文革”,莫言的《蛙》写了计划生育。他们驾驭重大题材的文学能力令人折服。

  联系采访莫言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去年7月,他就回到老家高密东北乡“躲清静”去了。获奖前后,除非万不得已,他几乎谢绝了媒体记者的采访。经过一番联络和等待,我的耐心和执著总算得到理解。当然还有一个小情缘,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曾得到孙犁的赏识,这也算是跟天津日报有缘吧。

  2012年3月6日晚上,忽然接到莫言先生的电话,他说,明天上午你来吧,后天我要去外地。他给了我一个惊喜。又发来短信,详细告知我行走路线和地址。一个大作家对老记的这般热情,让我好生感动。

  第二天一早跑到北京。走进莫言家客厅,墨香书香扑面而来,一件书法作品苍劲雄浑:特立独行有如此;进德修业欲及时。

  他没说这是座右铭。我却从那墨迹间瞧见了他著文做人的潜影。

  也许同为“50后”的缘故吧,我们聊得兴致勃勃,还不时地开怀大笑。山东大汉的爽快,酣畅淋漓!

  《蛙》涉及人性、人类的繁衍等好多重要问题,而且“计划生育”很敏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

  面对我的问题,莫言说,伟大的民族,一定有伟大的文学。中国当代作家都有一种对大时代、大题材的偏好。大时代必有大人物。大时代得有大胸怀。即便大时代的小人物,他的胸怀,也超过凡庸时代大人物的胸怀。所以,作家都希望把笔触延伸到大时代里去,再现一个波澜壮阔的背景。多少年来,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写大时代、大事件,有很多路径,像托尔斯泰,上至沙皇、库图佐夫,下到普通士兵、农奴,全方位展示了一个时代。《战争与和平》是了解当时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我们当代中国作家,依然有这样的情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往往难以达到那样的高度。当时,我并没有非要去写一个计划生育的题材。我还是从人物出发的……

  《蛙》的主人公是“姑姑”,一位从医五十多年的乡村妇产科医生。生活中,莫言确实有一个姑姑,是他大爷爷的女儿。她退休好多年了,在高密东北乡还非常有名。他说,我每次去她家,都是车马盈门呀!开着轿车的、骑着自行车的、用拖拉机拉来的,给孩子看病的、求子的,天天络绎不绝。病人就是信任她。我们东北乡是胶州、平度、高密三县交界处,三个县的病人都来找她。应该说,我们东北乡有几代人都是她接生的,比如,我是她接生的,我女儿是她接生的,我女儿的孩子,也是她女儿(县人民医院妇科主任)接生的。一般都是农村人往城里医院生孩子,我女儿从北京到高密生孩子,有意思吧。

  姑姑把我们接到人间,看着我们成长,然后几十年了也崇拜她,喜欢她。成为作家之后,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应该用文学的方式,为姑姑树碑立传,把她变成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她的经历太丰富了,从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历次的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磨难,都经历了,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出生、成长、死亡。她身上集中表现了中国妇女许多宝贵的品质,另一方面,她的职业与她后来从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存在极大的矛盾。她内心深处非常痛苦……

  同样,《蛙》的写作也是痛苦而艰难的。他说,写姑姑这样一个文学人物,如果把计划生育避开,那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姑姑的一生当中,最有戏剧性的,内心痛苦最深重的,个人命运最曲折的部分,都是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的。如果不把计划生育作为背景,显然是不成功的。

  最终,作家的使命感和文学智慧,还是帮助他完成了《蛙》的创作,以震撼人心的文学魅力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我们一直聊到将近中午,依然意犹未尽。莫言如一团火,烘得我浑身发热。我看到了他那颗赤诚而火热的心。他表达的心声,颇富哲理,堪称经典:

  他说,作家应该面向苍生,背对文坛。

  他说,三十多年我只干了两件事: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

  他说,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同情好人,也同情恶人。揭示别人的恶,也袒露自我心中的恶。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他说,真正的现实主义存在于老百姓的记忆里,真正的历史在民间。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人民永远是文学的主角。

  以文学本质驾驭重大题材

  记者:从2005年撂笔到2008年提笔,《蛙》的写作曾经搁置了3年,您是怎么破解这个难题的?

  莫言:写作对我是没有停顿的,只是“写”暂停了,“作”还在继续,我搞了很多调查,思考研究了更多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公开化了。比如,原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等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把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既然作为一个问题可以公开讨论、发表意见了,那么,我用文学的方式来写这个小说的时机,也就成熟了。这不能说我有多大的胆量,作家也不是拼胆量的。

  2008年奥运会前夕,我拿起笔来重新写。一是时机成熟了,水到渠成嘛。再一个,我感到自己的能力,也可以驾驭这个题材了。什么能力呢?就是分寸感。

  一个作品可以写了,并不代表你能写好它。什么叫写好呢?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写出来它要是一部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不能让政治、让问题淹没了艺术、压倒了艺术。应该是问题包容在艺术之内,政治包容在艺术之中。是用文学艺术统领这些问题,笼罩这些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分寸感。

  记者:小说中,姑姑的形象让人心灵发颤,这是您一贯的艺术感染力。《蛙》为何能成为社会各方推崇的优秀小说?

  莫言:好的小说有很多衡量标准。用小说的方式塑造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是我的最高追求。一部小说是否成功,就看它有没有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塑造出来了,就写了一部好小说。这个追求,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因此,《蛙》这部小说,尽管涉及重大问题,但没有让问题把艺术淹没,我始终坚持把像姑姑这样一个人,写成在我之前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我觉得,自己的追求还是部分地实现了。尤其是姑姑晚年的反思,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姑姑的反思,实际上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反思。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在忏悔,我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男人的忏悔。因为我们都是从历史走过来的人,而且亲身经历了计划生育最严峻的年月,如果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我,包括您,现在起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政策,当时我们在部队或其他单位工作,要模范遵守规定,作为党员,更要响应党的号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痛苦地做出选择,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一种牺牲品。像我太太这个年龄的女人,80%以上都有过堕胎的经历。

  记者:是啊,经历过来的人,都有同感。

  莫言:当时似乎也无所谓,年轻嘛,到了人过半百,回首往事,感觉一生当中犯了许多错误,这个错误是最严重、最不可恕,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对生命的扼杀……我在小说里也包含了我对这段历史深深地思索和忏悔。这样的忏悔,还有没有继续为自己开脱的成分存在?我想也很难避免。人,批评别人,总可以做到毫不留情,一旦进入自我批评的语境,就下意识地自我保护。

  姑姑具有典型社会意义

  记者:您通篇写了姑姑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甚至写得过于残酷,让人触目惊心,您为什么下笔这么狠?

  莫言:姑姑这个妇产科医生,她的心态、身份与社会职位的极大矛盾,她的内心痛苦,实际辐射到广泛的社会层面。想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历次的“左”倾错误,为什么能够推行下去?就是有很多像姑姑这样的人。他们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和作为社会人的矛盾,最后,大家都选择了做社会人。为了保护自己。为什么反右打了那么多右派?实际上,有一些人是想把别人打成右派的,结果,别人被打成了,自己也没有逃脱。当然,也有些人是愚忠,上级的一切决定都是对的,姑姑有一个阶段也是这样。后来,她内心产生了严重冲突,良心面临着不断的自我拷问,尤其到了晚年,当她回顾一生走过的道路,痛苦更深。

  姑姑的痛苦和矛盾,不仅仅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的痛苦和矛盾,而是那一代人的痛苦和矛盾。在那个时代,各个行业的人,都或多或少面临过姑姑那样的心灵困境……姑姑的典型意义,实际上突破了她的行业。应该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写照,扭曲的、矛盾的、痛苦的心灵写照。

  记者:这就是文学典型的社会意义吧?

  莫言:既然这个形象有这样一个背景意义,姑姑这个人物到晚年的灵魂搏斗、自我拷问,就显得特别有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是执行了命令而免除这种自我拷问。真正有良知的人,会永远灵魂不安的。姑姑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领导,是他们让我做的。但是,姑姑没有这样,始终认为她自己的手是不干净的。她晚年做的许多事情,嫁给一个泥塑艺人,他们在不断地复制她记忆中的、被她“消灭”的那些“婴儿”,希望以这种近乎宗教的方式,来获得一种灵魂的解脱,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情节,包含了艺术夸张。

  所以,在罪与非罪之间,我罪与他罪之间,姑姑的这种思索、辨析、拷问,对于我们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都有很深的启示意义。

  心灵的体验最难

  记者:有些作家地位一变,就写不出好作品来,创作力衰弱了。您为什么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力,总有有影响的力作问世?是使命感使然?

  莫言:作家的使命感,应该说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拿起笔来写东西,他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使命感就包括在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也是由他的人生观、文学观来决定的。强加的使命感,就像把一根拐棍插在土地里,是不可能抽出芽苗来的。

  记者:您的作品,几乎全部取材于高密东北乡,是不是在家乡体验生活更方便?

  莫言:我经常回家乡,我爱家乡,我感恩家乡……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当然北京也有生活,办公室、部队,哪里都是生活,都可以变成文学的资源。关键是能不能在平凡的生活里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

  体验生活的说法,也未必科学。我要写东西了,就跑到一个地方去,这可以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把自己的心跟所写人物的心贴在一起,甚至产生一种交流、同化,这个过程是挺艰难的。比如,我要写一个乞丐,化装成乞丐到桥下露宿,在河边支起窝棚,怎么让心跟乞丐贴到一起,感到我就是一个真正的乞丐,这个过程挺艰苦的,非常难。我确实有过体验。因为潜意识里忘不了你不是个乞丐,作家的身份根深蒂固。所以,当你面对来自外界的歧视、白眼、凌辱的时候,你所感受到的痛苦就会被大大地稀释。一个真正的乞丐,被富人家的狗咬了,那种对富人的仇视,那种东西是发自内心的。怎么让心跟体验对象融合在一起,甚至就变成他,这才能完成一种真正的体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而不仅仅是肉体的体验。

  这种体验,需要心灵足够宽阔、想象力足够丰富,能够更加准确地推己及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替别人想象,你不是叫花子,你的想象有可能跟真正叫花子是合拍的,这一点,需要挖掘灵魂深处所具有的还没有被唤醒的本质。我不敢说我有天赋,但作家确实要有天赋。

  背对文坛是自我精神提醒

  记者:您是一个敢说话的人,您说要背对文坛,并且把“名利场+垃圾场”毫不忌讳地送给文坛……

  莫言:(大笑)这是一种态度,并不是说“背对文坛”就跟文坛的人彻底绝交,是说内心深处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有文人就必有文坛。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剑拔弩张,跟人家去作对。有很多朋友嘛,在文坛工作,他们的工作也很有价值,也是一种奉献,牺牲自己的写作。背对文坛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一种提醒。不要被这些文坛上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左右了自己。应该知道作家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作家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并不代表一种行为。不然,你怎么还是作协会员?还是作协副主席呢?

  记者:背对文坛,是您把名利看得很淡,把获奖看得很淡。

  莫言:作家不是为获奖写作的。一个作家获奖的未必就是他最好的作品。有评论家和读者说,《蛙》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文学就是这样,一眼看高,一眼看低。但毫无疑问,《蛙》是这4年时间里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坦率地讲,没有一个作家不想获奖。但评奖的问题很复杂……并不是他跳过两米,你跳过两米一就得奖了。只管写好你的小说就是,获奖不获奖,由他去!

  其实,获奖也只是给作家头上戴一个花冠。它很快就会枯萎的,很快就被抛到一边。很多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被人认可,是后世人认识到他伟大的文学力量、非凡的价值,成为经典之作。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

  相信文学青年一代

  记者:磨难出作家,愤怒出诗人。您的经历很丰富,挨饿度荒、当工人、当兵……“80后”这些作者,生活相对简单、大致雷同,还有可能产生比较重要的作家吗?

  莫言:我对“80后”的认识,慢慢在改变。文学跟痛苦和磨难联系,饥饿、战乱、灾难、病痛,但后来我发现,灵魂的痛苦跟物质生活的贫富没有关系。他们面临的精神痛苦,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差。我们当年,饥饿了,给两个馒头、一碗红烧肉,痛苦立刻解除。他们现在精神上的痛苦、困境、压力,不是两个馒头一碗肉能够解决的。所以,这种认识需要调整。我对女儿的态度,以前总觉得,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房子、车子,帮你买上,还痛苦什么?我发现这些东西,解决不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可能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痛苦。

  我看过一部俄罗斯小说,一个大款的儿子,父母离异,给他超级的物质享受,后来这个孩子骑着一辆超豪华的摩托车,一头撞到卡车底下去了。他面临的精神痛苦不是物质所能解决的。在精神痛苦中,他们未必能写出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类型的小说,但是,肯定可以写出他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时代的小说,或是伟大的作品,我对此深信不疑。当然,这要给他们时间,未必就在三十多岁时写,也许是到了四五十岁时写。

(记者 肖秋生)